替父母好好活着

　　很长一段时间，朱竹青想当一只“鸵鸟”。她不敢回家，在家里坐着，眼泪就止不住地流。

　　2020年春天，因为新冠肺炎，她的母亲、父亲相继离世。她说，父母在的地方永远是家，而现在，这个家破了。

　　一

　　朱竹青是从上海回武汉探亲的。1月19日，她坐高铁出发后，一路上都在想该给父母准备点什么过年礼物。往年，她会准备一个大红包塞给母亲，但今年母亲说了坚决不要。

　　此前虽然有不明肺炎的消息在流传，但她并没有太当回事。到达武汉后，她看街头没几个人戴口罩，父母亲戚家也一切如常，大家都在做着各自的准备，迎接庚子年的到来。

　　朱竹青的母亲早早就酿好了米酒，家人都馋她的手艺。还有腐乳，母亲提前就装了一大罐子，准备让朱竹青带回上海吃。冰箱塞得满满当当，春卷、肉丸子、各种卤制品……

　　她回家那晚，母亲拉着她唠家常，说自己现在退休金足够用，今年要给亲戚家的孩子包多大的红包，等等。又问她的工作和生活，“絮絮叨叨”到很晚。

　　这本该是个再正常不过的新年，朱竹青计划在武汉待一周左右。

　　可是，意外在两天后降临了。1月21日早晨，母亲觉得身体有些不舒服，朱竹青心里“咯噔”一下，但没往新冠肺炎处想，带着母亲去了社区医院。一测体温，37.3℃。她看到医生“马上就如临大敌”，但也没说具体是什么原因，只是让他们去发热医院就诊。

　　这天下午3点，他们到了武汉市第三医院。朱竹青有些焦躁。在手机里约网约车，等了40多分钟才有车。到了医院，呼吸科已经没有号了，她跑上跑下，得知要挂急诊号，又排队等了近40分钟。医生给她母亲做了一些检查，开了几盒药，里面有奥司他韦，这是防治流感的抗病毒药之一。她看到医院里的工作人员找医生开连花清瘟胶囊，觉得“这个药好像很紧俏”，也请医生加开了几盒。

　　回家的路上，母亲就吐了，没两天就身体乏力，没了胃口，直至“站都站不起来”。那时，新冠病毒在武汉蔓延，武汉封了城，医院里四处都是在求拍肺部CT和做核酸检测的人，只有拿到这两项检测结果，病人才有可能被收治入院。

　　找了各种渠道，朱竹青才给母亲排到一个做CT的名额，医生告诉她“高度疑似冠状病毒，但症状还不严重”，核酸检测没做成，又给开了一些药让他们回家。朋友让她买达菲——进口的奥司他韦，听说这种药可能有较好的疗效，她又四处打听买药。

　　达菲并不好买，朱竹青好不容易找到了一家有库存的医院。每人限购两盒。“像宝贝似的捧回来，就紧着我老妈吃。”她怕父亲也被感染，让他也吃点儿，父亲没舍得吃。

　　接下来几天，母亲的情况并未好转，朱竹青每天只能往返于医院和家之间，陪着母亲打点滴。她不断联系医院做核酸检测并等待床位，但毫无音讯。

　　在疫情最紧张的时候，武汉每天需要增加3000张病床，相当于每天要建成3家三级医院。供需矛盾压着这些求医的家庭，朱竹青打过几次120，得到的回复总是“前面排了三四百号人”，她说自己很“恨”，“恨”当时的一片混乱，这混乱最终把人的生命给断送了。

　　二

　　一家人通过很多渠道求助，“不知道是哪方面发挥了作用”，母亲终于在1月31日住进了医院。朱竹青长长舒了口气，几日的奔波让她觉得自己快撑不住了，浑身酸痛，只想倒头就睡。

　　但第二天早上6点多，医院就打来电话，给她母亲下了病危通知。她匆忙赶到医院，只见母亲戴着呼吸面罩，一直在大喘气，说不了话，但神志还算清醒。她还是不敢相信“病危”的结论。

　　朱竹青不停地鼓励母亲：“一定要挺过来，没问题的，一定能治疗好的。”怕影响到母亲呼吸，她也不敢多说话，看了一会儿就到病房外等着。

　　没过一会儿，他们就被护士叫了进去。她看到，母亲一直在试图摘下手上的金戒指，但撸不下来。

　　戒指是朱竹青工作后不久给母亲买的，20多年前的老物件。母亲一直戴着，还曾重新打制了一个款式，除此之外再没离过手。

　　“那时候母亲可能已经感觉到要走了，要给我们留点纪念。”朱竹青说。在母亲面前，她不敢哭，心里难受得紧，转头出了病房再哭。

　　这天上午9点左右，母亲最终还是去世了。办完手续后，医院直接通知了殡葬车将遗体拉走，因为父亲有心脏病，朱竹青不敢让父亲去看这一幕，她自己远远地看着，不停地哭喊，直到那时她才意识到母亲真的离开了。她手上还抱着件羽绒服，她原本打算让母亲“穿”上带走，但医务人员为了控制病毒传播，阻止了她。

　　羽绒服是她回武汉第二天陪母亲逛商场时买的，母亲“高兴得不得了”。

　　母女俩买羽绒服那天，是个晴天，太阳高高挂着，她们午饭后决定去附近的商场逛逛。母亲看中了那件羽绒服，打完折1000多元，舍不得买。朱竹青做主买下，让她穿上，“要是舍不得的话，你从现在就开始穿”。

　　路上遇到一位邻居，母亲“嘚瑟得不得了”，让人家看自己的新衣服，告诉对方，这是女儿买的，又告诉对方原价“两三千”。

　　从商场到家一共是15分钟左右的步行路程。那件羽绒服，她母亲就穿了这15分钟。

　　三

　　母亲去世那天，父亲简单说了几句母亲后事的安排，全家人都不敢哭，互相之间只能说宽慰的话，“还得装着生活得继续的样子”。

　　当晚，朱竹青吃了点安眠药，迷迷糊糊睡着了。后来哥哥告诉她，父亲在房里偷偷哭了一晚。在她印象里父亲是个非常坚强的人，母亲曾提过，这辈子只见过父亲流过一次眼泪，就是她出嫁那天。

　　不幸再次降临这家人头上。2月2日晚，哥哥开始发烧。武汉市规定，社区负责全面排查发热病人，并将病人送至社区医院对病情进行筛查、分类。需要到定点医院发热门诊救治的病人，由社区安排车辆。

　　朱竹青频繁联系社区。2月3日，这家人被送到了医院，一测体温，哥哥37.8℃，父亲38.2℃，朱竹青“傻眼了”，父亲之前没有任何症状。紧接着又安排做了CT，父子俩的CT结果和此前母亲显示的一模一样。那一瞬间，她觉得自己快“疯了”。

　　她发疯似地，打着各种求助电话，向但凡有一点关系的朋友“寻路子”。她得安排父亲、哥哥做核酸检测，得为他们求一张病床。那天，她不停在医院的门诊大厅来回走，父亲怕她太累，让她坐下歇歇。

　　后来，哥哥、父亲相继排上了核酸检测，结果都呈阳性。哥哥比较顺利，2月8日就去了方舱医院。送哥哥去集合点那天，武汉下着大雨，朱竹青被风吹得浑身发抖，但她站了很久舍不得离开，有了母亲的经历，她害怕这是最后一面。

　　等到父亲被安排到医院，已经是2月10日了，他做了两次核酸检测，第一次阴性，第二次才是阳性，因此被耽搁了些日子。送父亲去医院那天，朱竹青的印象很深，这是父女间的最后一面。

　　她记得，那天120车来得很晚，到医院时已是第二天凌晨。因为交通不便，她恳请司机等她一会儿，等帮父亲办完入院手续捎她回家，“我以为手续很简单”。结果，不知道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，来回折腾了近一个小时也没办妥。“你跑到窗口，他说给你办好了，你跑到病房他又不让你进去，说是没有办好。”

　　父亲当时行动已经不便，因为站不稳，就只能在病房外面的墙角斜靠着。

　　办好手续、放下行李，朱竹青就往120车赶，背后传来父亲的呼喊声，“小青，小青”。她泣不成声，父亲轻易不求人，但那时看上去真是孤苦无助，心里难受得紧，但又怕被传染。“我连抱他的勇气都没有，我真的不敢抱。”

　　周围都是新冠肺炎重症病人，她害怕极了，只能远远看着父亲，因为有母亲的经历，她连“老爸你要坚强”这样的话都说不出口，只能不断哭，然后转头，按下了电梯按钮。

　　电梯门缓缓关上，父亲的身影越来越小，门关上的刹那，她看到父亲无力地把手抬起来，挥了一下。“要不要再抱他一下，这可能是最后一次”，朱竹青内心挣扎了很多次，最终还是没有勇气再和父亲亲近一次。

　　父亲去世于3月1日。送父亲入院后，她就作为密切接触者被要求集中隔离，所以没见上父亲最后一面。

　　四

　　后来，朱竹青常常梦到母亲，在梦里，母亲穿着那件羽绒服，一直在微笑着。她对着母亲喊：他们说你走了，都是胡说八道，你根本没走对不对？

　　结果一睁开眼，屋子里空荡荡的，她又哭了起来。

　　她不断翻看手机里父母的照片，有很多都是她带着父母旅游时照的。老两口很恩爱，去哪儿都要牵着手。住酒店时，她会开一间标准间，三个人挤在一块，那时她觉得自己还像个小孩子，能和父母在一个房间睡觉。

　　家里刚装了暖气，老两口兴致起来还作了几首诗，写在了玻璃板上；春暖花开的日子，他们会一起去湖边赏花；闲着没事，他们还一起去游乐场，看年轻人玩……

　　这一幕幕，朱竹青越回忆越难受。隔离结束时，她不敢回家，甚至询问酒店缺不缺志愿者，只要包吃住就行。家里都是父母的物件，她看到就很难过。冰箱里还有母亲给她装的那一大罐腐乳，当时她还说母亲装这么多干吗，一两年都吃不完，现在她只觉得不够，“这一辈子都再也吃不到了”。

　　朱竹青不敢去想这段日子自己是怎么过来的，她经历了种种负面情绪，堆积久了，堵得慌。

　　她刻意让自己不再想这些事，亲戚朋友的问候也不再回复，“每次(回复)都像拿个刀子割一下”，她想让自己的心里透点阳光。

　　这一段经历中，有许多她需要感谢的人。她感谢自己的工作单位上海大学，很多同事给过她很多帮助；她也感谢医院那些医护人员，虽然叫不出名字；她还给社区的工作人员写了封感谢信，感谢那些曾陪她痛哭、为她家人入院跑前跑后、自费帮她购药的人。

　　“此次疫情是国难，也是家难。父母离世，家就没了！”她在信里说，“心中痛楚万分，但我仍强迫自己提起笔，写下这封感谢信，因为我要记住在这艰难时期，你们给予我的温暖和支持！这将是我余生走下去的一个动力，因为我不希望心里担负太多愤恨、抱怨、委屈、失望、难过！”

　　未来的日子，朱竹青想好好走下去。她没有被感染，一直觉得这是父母在保佑她，她要好好活下去，还要把父母“那份”活好。

　　中青报·中青网记者 张均斌 来源：中国青年报